杨闳文
当前，文化消费已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引擎。然而，在鼓励文化消费的过程中，部分主管部门在监管尺度上仍存在“一刀切”或过度干预的现象，导致一些具有市场潜力的文化产品受到限制。提振文化消费，不仅需要政策扶持，更需要主管部门在监管中体现更多的包容与智慧。 近期发生的三起文化事件，折射出当前文化市场监管中的矛盾与困境。其一，公狗剧场的舞剧《叹春风》凭借独特的全男班现代舞形式，在年轻观众中引发热烈反响，成为线下演出市场的新物种。然而，被部分舆论贴上“消费男色”“色情擦边”的标签。主管部门在舆论压力下要求整改。事实上，《叹春风》的成功源于其对女性情绪价值的精准捕捉，是文化消费细分市场的创新尝试。若因个别争议就全盘否定其艺术探索与市场价值，不仅打击了创作主体的积极性，也扼杀了文化消费的多元可能性。其二，郭德纲在武汉演出中因即兴改编歌曲，被指违反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》。尽管其改编行为并未触及法律底线，但有人借“篡改红歌”之名进行舆论炒作，导致其西安巡演被紧急叫停。这一事件暴露出当前文化市场监管中“舆论倒逼执法”的隐患。监管应区分“程序瑕疵”与“价值导向问题”，避免因个别举报或舆论风波就采取“宁可错杀”的严厉措施。其三，动画电影《牛来》上映初期票房仅7000余元，因制作粗糙被网友调侃为“烂片”。然而，在自媒体传播与观众“猎奇打卡”心理的推动下，影片票房逆势飙升，票务平台预测其最终票房或破亿元。这一现象级反转表明，文化消费并非完全由“品质”单一维度决定，情绪价值、社交属性、话题效应同样构成消费动力。若主管部门仅以传统审美标准为由，对这类“非典型”文化产品进行限制，不仅违背市场规律，也忽视了公众文化需求的多样性。上述三起事件共同指向一个核心问题：在提振文化消费的过程中，主管部门的监管逻辑亟需从“管控思维”转向“服务思维”，从“零容忍”转向“包容审慎”。文化市场具有高度不确定性，创新往往伴随着争议，而消费活力恰恰蕴藏于多元、试错与包容之中。若监管过度追求“安全”“稳妥”，以道德评判代替市场选择，最终将导致文化产品同质化、创作主体畏首畏尾，反而背离了提振文化消费的初衷。 文化消费的繁荣，离不开市场的活力，更离不开制度的温度。唯有在法治框架内给予更多包容，让创作者敢创新、让经营者敢投入、让消费者敢选择，文化市场才能真正迎来百花齐放的春天。
发布于 北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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