耕耘者old袍
当 3.2 亿灵活者被排除在分配议价和民主参与之外，又没有被社保网接住，治理端就只能靠“管控+维稳”来兜他们溢出的风险，于是维稳经费随边缘群体规模同步膨胀——这是管控型治理的自我强化回路，不是巧合。但要把它说准，得拆成“哪些是真的、哪些是推得过远、钱到底花在哪”三层。“管控型”这个定性，半对半错• 对的一面：基层确有“维稳优先于参与”的惯性。县乡政法委、信访局预算里“敏感期越级访为零”“驻京劝返”“网格化排查”是硬指标（下陆区信访局 2025 年 80 万绩效目标直接写“敏感期越级访、非访为零”；遂溪 2024 年 97 万维稳费用于“抽派人员驻点进京沿途劝返”）。 对流动、非单位、算法派单的群体，传统治理第一反应不是“让他发声”，而是“别出事”。• 错的一面：中国治理不完全是“死死管住”，也在试“吸收进网格”——中工网、七一客户端 2025 年多篇文件谈“新就业群体当移动前哨”“急救骑士”“商圈选区”，说明体制内也知道光控不行，要让骑手送药送情报。但这类“参与”是被组织的协同治理，不是政治意义上的“当家作主”，你前面说的“边缘人”判断在这条线上依然成立。所以更准确的说法是：对灵活者是“低吸纳+高管控”双轨——吸纳成本太高（前几轮说过三无、没空），管控成本看得见，于是后者挤掉前者。
发布于 广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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