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州外资大撤退，这是被抛弃的前奏？

杰小弟阅读和整理自《中国城市大洗牌》（非商用途）

林小琬

“无耻小日本！”这句义愤填膺、充满民族情怀的标语，道的却不是一场反日爱国运动，而是2018年初“中国制造业之都”苏州所遭遇的一场外资撤离大潮。

说是“大潮”，一点也不为过。看看曾经让苏州人骄傲的知名外资企业，近年都在做什么：

2015年7月，三星专用的代工厂普光电子宣布倒闭，三星在华其他子公司或代工厂陆续裁员；

2015年8月，美资企业泰科电子科技昆山CD事业部宣布关闭；

2015年12月，在苏州扎根17年的诺基亚苏州工厂关闭；

2015年8月，富士康宣布对印投资50亿美元建厂，并计划在2020年前提供10万个就业岗位，截止到

2016年富士康苏州工厂已减员6万多工人，用机器代替人工；

2016年6月，造纸业巨头芬兰斯道拉恩索集团投资的苏州紫兴纸业停产解散；2017年1月，全球最大的硬盘制造商希捷宣布关闭苏州工厂；

2017年9月，药企葛兰素史克（GSK）宣布将逐步关停已有20年之久的苏州工厂；

……

外界不禁疑惑，这是苏州经济在腾笼换鸟，还是外资在有计划地抛弃苏州？是城市正在经历转型阵痛期，还是陷入产业空心化的命运？

一切，不妨从2018年1月一起日资撤退事件说起。

“世界工厂”遭遇寒潮

2018年1月7日，苏州最低温度仅为2摄氏度，在如同刀割的寒风细雨中，曾经的世界500强之一、跨国日资巨头“日东电工”要撤走的消息不胫而走。

当地都在传闻，日本电工将宣布在1月底关闭苏州工厂，2月份解除劳动合同。在春节前夕，近1000名员工突然面临失业危机。于是，厂区外一夜之间出现很多维权的横幅。

这家全球第一大偏光片制造商被指责“蓄意隐瞒员工，偷偷转移公司资产”后，不得不出来“辟谣”：公司并非要关闭苏州分公司，只是出于业务调整需要，正洽谈该分公司的股权转让事项。工厂只解散有500余人的偏光片部门，并提出了N+1.5的赔偿，柔性印刷线路板、新能源这两部门的员工可继续留用。官网声明中写道，“日东始终看好在中国的发展前景”。

根据高工产研新材料研究所（GGII）数据，2016年中国偏光片市场总消耗面积达1.01亿平方米，同比增长17.92%，市场规模约为159亿元，同比增长11%。预计2017年国内偏光片市场规模将突破200亿元。

但日东的苏州工厂却没有热火朝天地赶生产，《华夏时报》记者实地探访，发现日东FPC部门“没活儿干的情况已经持续一两年了”，仅剩的这两条生产线最后难逃被出售的命运。种种迹象表明，这家昔日园区里的明星工厂彻底撤出苏州，只是一个时间问题。

明明中国市场还是大肥肉一块，为什么外资却没停下撤出中国的步伐？苏州模式难道真的错了吗？

苏州堵车，全球缺货

“苏州堵车，全球缺货”，是这座“世界工厂”鼎盛时的写照。作为一个地级市，苏州的外资吸纳能力超出想象。

在2012年巅峰时期，苏州实际使用外资91.6亿美元，该年度全国为1132.9亿美元，苏州作为一个地级市的占比高达8.1%。更值得苏州骄傲的是，外资主要集中在实业领域，制造业占比达到67%。

苏州能成为外商投资的重要阵地，源于20世纪90年代开启的“苏州模式”——以新加坡工业园区为代表，依靠外商合资、合作、独资等方式带动经济增长，走上出口导向型道路。这种模式成为园区样本红遍全国，还上升到国家层面的工业建设和经济开放，一时风头无两。

在上一轮全球化浪潮中，苏州借助中国人口红利、工业园区特殊的管理模式、优惠的税收政策等因素获得技术外溢，成为全球IT业的代工厂，奠定了苏州在过去十年里“中国GDP第一地级市”地位，轻松吊打省会城市南京。

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苏州经济高度依赖外资。从2000年到2010年这十年间，苏州对外贸的依存度有六年超过200%。

外资制造业撑起了苏州经济的半壁江山。2012年，苏州规模以上外资和港澳台资的工业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为18870亿元，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66%；利润总额为937亿，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比重高达72%。

苏州模式想维持下去，就得依赖外资的持续进入。但从2012年起，外资陡然急转而下。苏州规模以上的外资和港澳台资企业数量，从2011年1.37万家减少到2016年的9616家。苏州的实际使用外资额也开始暴跌，直到2017年才开始企稳。

外资大潮突然退去后，苏州经济受到冲击，其GDP增速从2010年的13.2%一路下降到2017年的7%。

三大风向标事件

其实，苏州只是外资撤退的一个缩影和先兆。

2015年，全国上下开始警惕大面积的外资跑路。因为这一年发生了三件极具风向标意义的大事。

一是雇员全国排名第三的富士康南下印度。2015年，富士康与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签订协议，未来五年富士康将在该邦投资50亿美元建电子设备制造厂。此前富士康已计划在2020年前在印度新建12座工厂，并最多雇用100万当地工人。

二是改革开放后首家进入中国的外企也在撤离。日本松下公司宣布关闭北京锂电池工厂，与1300名员工终止劳动合同。这是松下继2012年底关闭上海工厂后，短短三年内的第三次关厂举动，而且全是大工厂。松下进驻中国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，它引领了东芝、日立、索尼等一大批日资电子巨头进入中国。可以说，松下见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，也全程参与了中国电子制造业走向世界的过程。因此松下的退出变得格外扎眼。

三是官媒喊话别让外资跑了。新华社旗下微信公众号“瞭望智库”发表了一篇《别让李嘉诚跑了》的文章，批评香港在内地最大的投资者“长和系”撤走中国资产，“失守道义”。人民日报海外版微信公众号“侠客岛”随后也关注了该文，并报道了李嘉诚近年来一系列抛售内地资产、西进欧洲的投资举动。

那一年，中国的外汇储备出现了1992年以来的首次缩水。

用不起的劳动力

为什么外资会在一夕之间风云突变，纷纷撤离？还是拿苏州举例。

日东电工撤离后，日本亚洲通讯社从日东东京总部得到一个解释：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，导致苏州工厂难以为继，另外，公司内部也有产业布局的调整。

这种产业布局调整的结果符合这两年亚洲的产业流向，就是很多外企将工厂从中国东南沿海搬到印度和东南亚，或者是迁移到中国中西部地区。从2012年开始，日本对东南亚的投资额频频超过中国。

那么，东南亚凭什么能从中国手中拿走世界代工厂的接力棒？很大原因在于人口红利。中国当初是靠什么吸引起外资制造业的，东南亚如今也不会差很远。

2010年，中国劳动力人口比例达到72.4%的巅峰水平，随后便开启了趋势性的下降之路，到2018年末中国劳动力人口跌破9亿，占比64.3%。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，制造业人工成本自然也应声上涨。

据彭博统计，一家日资企业，2010年在日本雇用一名员工的薪资，与2016年几乎无异，但是在中国，薪资水平几乎翻倍。

人工成本升高，逐利的资本自然要去寻找劳动力的价格洼地。2014年日本贸易振兴机构（JETRO）对东南亚和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调查后发现，中国是柬埔寨的4.3倍、越南的2.7倍、印尼的1.8倍。

房价！房价！房价！

这十年来，除了类似玉门等衰退性小城市之外，全国上下的房价都在持续上涨。

苏州紫兴纸业停产解散后，发布公告解释原因：一是生产规模小，与国内日益增多的竞争对手相比不再具备优势；二则是“过去二十年间，工厂所在地逐渐发展成为苏州高新区的商业和住宅核心地段，因此越来越难以维持大型工业企业的正常运营”，说白了，就是企业面临超级地租。

《钱江晚报》报道了日东电工的一名中层技术人员徐江的生活经历。10年前，徐江在苏州工业园区附近买了房子，当时的房价还是5000元/平方米，2018年，他买的房子均价已经涨到20000元以上。

从2008年至2015年，也就是在外资大举撤离前，苏州的房价涨了56.5%，园区房价更是涨了95.6%，几乎翻一番。辛辛苦苦经营一家代工厂，到头来还不如炒房的赚得多。

土地成本的提高重塑了园区的制造业形态。在距离日东电工向东约1.5公里的普洛斯苏虹路厂房，如今引进了不少汽车经销商，因为老牌的制造业撤离之后，园区只能靠出让土地等方式，寻找毛利率较高的新兴企业来落户。

除了房价，物价也在过去五年间因为三轮大放水而飞涨。在供给侧改革和环保风暴的双重影响下，国内工业原材料的价格直线上升，苏州所承接的电子代工产业大部分仍停留在产业链的低端环节，本身利润微薄，原材料成本上升可谓是当头一击。

死亡税率？

中国的高税收同样令实业不堪重负。2010年，苏州工业企业的总税负为471亿元，到2015年，上升到616亿元，增幅高达31%，而这5年期间，苏州工业企业的净利润整体下降了9%。

2016年末，那场“死亡税率”的大争辩将减税呼声引至高点，曹德旺一句“中国税收全球最高”的吐槽如同重磅炸弹引爆了舆论。除此之外，2017年年初希捷的“大逃亡”与苏州税务局的补收税款也存在莫大联系。

如今苏州园区已经对外资取消了超国民的优惠待遇，对国内民营企业来说是公平的举动，但是这种一步到位、干净利落不留缓冲带的做法，是不是也吓退了外资？

近期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减税行动，中国开启了新一轮对实体经济的减税降费，希望制造业享受到最大红利。

我们不需要低端产业！

知乎上有一个关于“如何看待日东电工关闭苏州电工”的问题，一位网友留下了这样的回答：

“苏州不需要低端产业！这种低附加值的制造业被淘汰了活该！租不起工厂的滚出苏州！房地产和金融业才是苏州的未来！”

不管这是一种真实心声，还是网友的反讽，我们的确看到一些产业转型的城市，在“中国制造”走向“中国智造”的路上迷失了。

地方政府想要高大上的产业，有意驱赶低端产业，而年轻人也越来越不愿意去工厂当一个打工仔，这种彻底抛弃“低端制造业”的产业升级思路是从上至下的。苏州劳动就业管理服务中心在2017年做出的调查显示，19%的企业认为招工有较大困难，较去年上升了9个百分点。

但是这种驱赶的破坏性极大。往大了说，经济腾笼换鸟不是一招便成，本土企业如果不能完成接力，世界工厂恐怕会未老先衰。从民生来看，撤退的外资如果是巨头企业，当地大大小小的中小微配套企业将会受到影响，倒闭潮、失业潮随之而来。

当全球制造业进行新一轮的调整时，我们不能说用一句简单的“苏州错了”来定性外资的撤离。

苏州是整个中国制造业的缩影，在这里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腾飞，也能看到中国工业城市必然要经历的转型阵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