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提假设:一般而言,一、人都是有私心的;二、任何组织和团体都是有私利的。能大大方方的承认这个,就是巨大的进步。
相对来说、比较而言,能将个人私心或团体私利控制的比较小,能先公后私、公私分明、大公有私,就是难能可贵,就是正面人物。如果能尝试从法律、制度、文化等角度精忠谋国、思虑为公,就是伟人(国外一般称为巨人)。例如张居正就是想从法律和制度层面,为大明解决赋税问题,虽然他个人生活比较奢侈,工作作风比较霸道,但总体来说,还是为公的,也是一个巨人。
不管政治人物、老板、企业家,还是我们这种庸人,永远都是在有限信息、有限资源、有限智力、有限理性下,带着情感和情绪,做相对较好的选择和决策。为了减少情感和情绪对决策的干扰,主要有两个措施,一是集体民主决策,二是把决策周期、流程角度设置长一点,“小事要断,大事要慢”,大事多做几次论证、研讨,减少情绪干扰,避免激情决策,因为情绪和激情一般不会持续太久。
后人、局外人可以当事后诸葛、开上帝视角、开天眼,臧否点评,这是允许的,也是有价值的,但是,不宜苛责古人。
商鞅、秦始皇、曹操、张居正、曾国藩、李鸿章、孙中山、华盛顿、林肯、罗斯福、肯尼迪、尼克松、斯大林……,哪一个历史公众人物,不是誉满天下,谤亦随之,或者毁誉参半。欲戴王冠,必承其重,这是公平的。
政治人物,本来就是代表部分群体或阶层,调整利益分配格局的,很难永远做帕累托改进,让所有人都受益、分配方式让所有人都满意,所有决策,包括其个人品行都恰到好处、完美无缺、没有人骂?
梁任公在《李鸿章传》中说:天下唯庸人无咎无誉。誉满天下,未必不为乡愿;谤满天下,未必不为伟人。
普通吃瓜群众,没有可靠的资料信息和能力视野,不要随意试图给历史人物算总账、做定论,例如功大于过、过大于功,甚至一无是处,或者三七开、四六开等等。从自己的立场以及自己掌握的有限信息基础上,评论一下历史人物某个具体行为事件的功过、得失还差不多。
邓公说:“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。”余小子深以为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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